尕连手 歌词_

二郎山花儿“啊欧令”，它的基本节奏，每句一段七字，与七言诗一样。一句四顿，与七言诗一样，单音调收尾，每顿一般两字，如：

十里/牌坊/五里/墩，

啊里/乡亲/认不/真；

有心/把你/问一/声，

只怕/认错/我的/人。

但是，其中也有个别例子，字数突破了七字的，这种突破是按顿数增加，每句由原来的四顿增加到五顿、六顿，字数往往是成双突破的。

实际上歌手们在演唱时往往是很随意的，优秀的歌手都会在正词之外增加许多修饰词，当地人们把临时增加的虚词和修饰词称作“捎渣子”。这种手法能起到补充词义、扩充乐句、增加刻画人物与情景的效果。如：

店子/上嘛/红水/沟，

我和/我人/手嫑/丢；

我和/我人/一齐/走，

就像/一根/穗子/缠住/头。

红花/碗里/臊子/面，

姻缘/不成/嫑下/贱；

人面/前头/嫑呼/唤，

就像/缠山/烟雾/慢慢/慢慢/散。

这说明顿数的突破，往往在全歌的末句。这类花儿的音乐曲调，只有一个基本乐句，所有歌词中的文字都要受一个乐句的制约，末句是随花儿歌手们即兴演唱时转换的。 二郎山花儿“啊欧令”，押韵的格式，基本上是句句押韵的，一韵到底的最多。如：

洋芋地里洋芋花，

尕怜就像活菩萨；

和我前世有缘法，

今世相好成一家。

黄杨大梳怀里揣，

我和尕妹离不开；

活着穿的一双靴，

死了装上一副材。

它在押韵的形式上，平声字要比仄声字多。如：阴平的花、心、波、河等；阳平的人、来、崖、园、甜等。而去声的下、院、逗、烂、咽等；上声的早、眼、点、淌、想等则不是很多，这是因为“逢上必滑”，仄声字唱起来没有像平声字那么顺口、流畅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、二、四句押韵，第三句不押韵的；第一句不押韵的，其余各句押韵的；一、二句押一韵，二、四句另押一韵。这三种形式，如：

西大二寨高崖上，

怜儿像羊角儿葱一样；

葱好中看不中吃，

折上一把空声响。

进了大门入了林，

手把白杨嫩闪闪；

我和怜儿坐一天，

心上话儿说不完。

五斗麦子搭磨台，

我为唱歌游过崖；

四分口袋背马料，

我为唱花戴过尖尖帽。

这说明，唱词和押韵都有很大的灵活性，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不停地演变，就是花儿强大的生命力所在。演变在保持原来独特风格的基础上，不断地发展壮大，日新月异，一直发展到今天，成为优秀的民间文艺奇葩，越来越加新鲜，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人士的喜爱。

赋比兴的修辞手法的运用

二郎山花儿“啊欧令”， 先说赋。朱熹说：“赋者，敷陈其事而言之也。”即直接叙事或抒情，铺陈是它的显明特点。如：

怜儿过了洮河水，

手摸船帮下了泪；

越看马儿越远了，

眼泪花花旋满了。

这首赋体“花儿”是写离情的，真实感人。“相见时难别亦难”，目送情人，越走越远，而自己却眼泪满眶。前三句是铺叙，最后一句是抒情。

再说比。朱熹说：“比者，以彼物比此物也。”即比喻就是打比方。“喻”是它的主要特点，分为明喻、暗喻、借喻三种类型，各举一例。如：

二郎山下城角哩，

怜儿像一棵苹果哩；

长得稀不灵落[9]哩，

十里路上闻着哩。

这首运用明喻的“花儿”，把意中人比作“一棵苹果”，表达了歌者对情人的爱慕之情。

靴一双，一双靴，

我是鹁鸽你是崖；

早上去，晚夕来，

鹁鸽缠崖走不开。

这首运用暗喻的“花儿”把“你”“我”直接说成“鹁鸽”和“崖”。表现了男女恋情已达到形影不离的地步，这种热烈的情绪是这首“花儿”前后两部分共同表达的。

开开园门折芍药，

刺玫花好我没瞭；

一心奔上你来了。

这首“花儿”是借喻，以“芍药”、“刺玫”借喻姑娘。歌者表达了对“芍药”的爱情是专一的——“一心奔上你来了。”

最后说兴。朱熹说：“兴者，先言他物，以引起所咏之词也。”兴就是联想，一般称为起兴。如：

小豆开花扯蔓呢，

怜儿在隔河两岸呢；

啥时才能见面呢，

活把人心想烂呢。

这首“花儿”是起兴。“小豆开花扯蔓”与正文在意义上有关联，“活把人心想烂”的原因，是扯蔓，有牵连，有连心，可是很久见不上面。 二郎山花儿“啊欧令”，它以洮河流域广大地区的方言为基础，岷县的‘儿话’方言更为基础语言，有着鲜明的语言特色。”[11]首先，具有直接性、朴实性。多为广大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的，只有当地人才了解其真实内涵的语言，纯朴、生动、容易上口。其次，具有口头性、随意性。唱花儿并不能提前想好词，而是看见什么，听到对方唱什么时，才随机应变，当场创作，相互押韵，对歌时如对方上句有几个词，以什么为结尾韵，答对者必须以同样词数、相同的押韵对出，做到这些并非易事，对歌时间长短，歌词内容的水平都能充分体现出歌手的“花儿水平”，对不过者败下阵来，溜之大吉。花儿语言还有一个特点，是有一些专用语言。如：“哎——尕心疼儿”、“尕连手”、“两怜儿”等。

毫无疑问，“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”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判断。但花儿由于其特殊的语言及表达方式，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局限和审美主体的特殊性。往往有这样的尴尬，在欣赏花儿前，演唱者要用普通话非常别扭地念花儿的歌词或歌词大意，听者的效果也完全不同。熟知者如醉如痴，击节叫好，陌生者只闻其声，不知所云，莫名其妙。从当地花儿会的动辄几万人、十几万人的盛况，到花儿在北京等地演唱所受到的“冷落”，都可以说明，在美学价值上花儿还被自身的弱点束缚着，不像陕西的信天游、内蒙的长调、广西壮族山歌那样容易被全国广大群众所接受。